《金瓶梅》传播史上的一个意旨风光，即在手本阶段颇受明朝大吏与著明文东谈主的存眷，如嘉隆间内阁大学士徐阶，尚书王世贞、董其昌，如申明素著的袁宏谈、汤显祖、王稚登、沈德符等av 巨乳，都曾有过储藏传抄，或予以较高评价；反倒是有了多种刻本之后，有了张竹坡的评点之后，似乎疵议增加，臭名日甚，禁毁之声磨蹭响亮。这是经学者耙梳史料后留住的印象，亦然一个相对固定的见解，而本东谈主近日发现的一札记录，应能提供少量不同的参照。
新岁开首，应陕西东谈主民出书社之约，启动写稿乾嘉间内阁大学士、著明清正之臣王杰的列传。拣读其孙、谈光间山东布政使王笃《两竿竹室集》，颇触及乾隆末年朝政，以及王杰对宠臣和珅的厌憎调侃与抗辩责斥。卷六“杂记”中有一则，叙写和珅在军机处讲《金瓶梅》被王杰挑剔之事，曰：
蒲城家省厓相国谓予曰：昔文端公在军机与和珅同列，遇事忿争，怒形于言，东谈主多为公危，公亦以共事鉏铻，非协恭之谈，屡乞解罢枢务，而高宗不允。不得已数请病假，有至五月之久者，高宗知公深，不之责也，痊即仍入枢垣，故那时有“三进攻机”之说。
此一段先作铺垫。文端公，即王笃的祖父王杰，清朝第一位缔造西部的状元，“关学”传东谈主，一世崇拜操守和缓节，于嘉庆十年正月在京师病逝，谥文端。两年前王杰辞官归里时，嘉庆帝亲撰诗二首，有句“名冠朝班四十年，清标直节用贞坚”，“直谈孤苦立廊庙，清风两袖返韩城”，备极称誉。
清廷自雍正朝建树办理军机处，位于隆宗门内，紧挨着天子起居的养心殿，遵旨办理军国大事，很快就变成杰出内阁之权势，称为“枢垣”“枢务”。乾隆末年至禅让（弘历为致意皇祖玄烨，在位六十年后将宝座内禅于十五子永琰，自称太上天子）技巧，内阁首辅兼首席军机大臣阿桂常患病放假，和珅代理主抓枢阁军政机务，勾搭凑趣、依附阿谀者甚众，董诰、刘墉、纪昀等资深大员亦避其矛头，唯有一个王杰勇于与之抗衡，时或对他迎面奚落。此类记叙散见于史书笔记，神话亦多，致使说王杰命门生借为和珅治病将之毒死。这里则说到王杰虽“遇事忿争”“怒形于言”，心下仍不自安，请辞复请假，昭彰更为真实真实。
至于转述者“蒲城家省厓相国”，乃谈光朝东阁大学士、军机大臣王鼎，字省厓，陕西蒲城东谈主，与王杰籍贯韩城相距不远。王鼎的爷爷王梦祖为王杰未第时亲密文友，族东谈主也系从山西迁陕，因此称为本族。王鼎于嘉庆元年中进士，曾应邀到王杰贵寓，多蒙奖掖，终身执晚辈礼。他对于那时军机处（即枢垣）的刻画很清亮：和珅恃宠骄纵，执政廷表里呼风唤雨，纵是王杰也不丧胆缩，故屡次上疏求退；而王杰亦然乾隆帝发现和重用的东谈主才，当初御览十卷，切身将之从探花拔为状元，后见其东谈主品可贵、知识博雅，一直倚重有加，号为“特达之知”。王杰的书道征象朴直，端严流好意思，弘历很早就命他过问南书斋，平日为我方整理抄录诗稿，依期编纂成御制诗文集。这关联词一种令东谈主羡煞的盛誉。
接下来的话，也出自王鼎之口，小表妹说的是和珅在军机处会食时发挥《金瓶梅》的故事——
又言：一日诸公在军契机食，和相挑剔风生，语近谐谑，文端厌之，起就别案，展纸作字。和言已，众冁然，公独若不闻者。和颔之，参谋人公曰：“适所谈之故事，王中堂知出于何书？”公曰：“不省也。”和曰：“出在《金瓶梅》上。”公艴然抓笔，拍案厉声曰：“此等混张书，我从来不兴看的！”和惭而哂曰：“世界岂皆矜重籍耶？”由是衔之益切矣。
一番话景象逼肖，东谈主物鲜嫩，当朝宠臣与直臣皆唇吻黑白毕现，信息量很大，所触及历史印迹亦多，容略作讲明。
军契机食，指的是诸君军机大臣一王人用责任餐。和珅是在乾隆四十一年春入军机的，年仅二十六岁。逾十年之后，王杰始以兵部尚书兼军机大臣，时已年过六十，位次排在和珅之后。两东谈主同在枢垣长达十二年，耕种乾嘉两朝，此事发生在什么时段？推测不祥在乾隆六十年前后。其时首枢阿桂老迈多病，时时由排行第二（次枢）的和珅料理日常事务。内阁与军机处本为秘密邃密之地，大员多崖岸自豪，不苟说笑，即就是封疆大吏也不与之暗里斗争。而和珅主过后格调一变，历来千里着沉着的军机处吵杂起来，入京外臣户限为穿，和珅与东谈主再会常会调笑戏谑，此时又公然在会食时讲起《金瓶梅》故事来，毋怪王杰勃然作色。
军机处在紫禁城隆宗门内，养心殿男墙外一行矮屋，即军机大臣值房。然弘历晚年基本不在皇宫长住，故此次会食，推测是在圆明园的军机茶房昨斋庭。小小院落整洁清幽，又称“军机别院”。汉军机大臣绝多为两榜缔造，再入庶常馆深造，而和珅仅读过咸安宫学，也成为他的一个心结，有一种找到契机就要卖弄才学的冲动，于是便将军契机食当作宣讲的舞台。查那时军机大臣，除却阿桂、和珅与王杰外，还有福长安、董诰、台布三东谈主。福长安与和珅关连亲密，台布资格甚浅，而董诰则是个文怯书生，所以王杰虽荡袖去，他们仍稳坐听老和讲完，然后是伴随嘻嘻笑乐，以示愉悦与嘉许。
对于和珅曾读过《红楼梦》，并听乾隆帝揭示“明珠家事”一节，见诸曾国藩幕僚赵烈文的《能静居笔记》，泛泛觉得是真实的。这一条和珅发挥《金瓶梅》的记录，应更为真实。王笃的信息源为素性端谨的谈光朝大学士王鼎，初为庶常馆庶吉士，很有可能就是由同乡先辈王杰亲口见知。出乎常东谈主预见除外的，是大清军机处果然有东谈主开谈《金瓶梅》。据王杰与其他军机大臣的反映，和珅所讲，不祥是其中的“黄段子”，且有可能是“系列讲座”。时值国度内乱纷起，圣上昼夜张惶，军政治务劳作，每次会食时讲上一段《金瓶梅》，众枢臣舒怀一笑，顿忘烦累，不亦乐乎？
此事乍看有点儿不成念念议，实则不及为奇。不是说《金瓶梅》曾遥远被禁毁吗，不是说顺康两朝颁布了禁毁淫词演义的法规吗，实则多为民间之禁，卫谈者之禁，也有父母官府之禁，尚未见清廷将该书明确列入名单。另一个方面的笔据是：康熙四十七年，内翻书斋行将《金瓶梅》译成满文，刊刻印行。早期的翻书斋多由天子交办译项，职司綦重，位于隆宗门内北房（即其后的军机直房），似也有原理推测康熙帝读过此书。昭梿《啸亭续录》卷一：“有户曹郎中庸素者，翻译绝精，其翻《西厢记》《金瓶梅》诸书，疏栉字句，咸中綮肯，东谈主皆争诵焉。”说明此书在满洲勋贵中之流行。和珅读的是满文版仍是华文版？根据现存资料难以认定，但开通四种翰墨的他两个文本都能阅读。其在军机处吃饭时引为谈资，在别的所在自也会谈到，应无异议。
王鼎发挥这段旧事，王笃记下此次交锋，自所以大贪官和珅为反衬，塑造王杰的广泛形象。王杰一世崇拜理学，立身诚敬，风骨骨气凛然，由此事也得以呈现。可也不得不说，王杰身上的谈学气味甚浓，未经切身阅读，仅据耳闻，就将《金瓶梅》斥为“混张书”，文体不雅反不如老和。
慑于王杰的咄咄逼东谈主之气，和珅一时颇有些下不来台，口中虽承认《金瓶梅》不算“矜重籍”，心下无意如斯想。和珅能解得这部“第一奇书”的三昧么？他与乾隆天子相同过阅读体会么？记录缺失，今东谈主已无从了解。然说他读出了若干敬爱，讲起来很纯真，倒是真实的。具体到王杰对《金瓶梅》的结论，无论是不是为和珅的“挑剔风生”所激，实在并不上流。话分两端，两东谈主皆有集子流传，王杰的《葆淳阁集》多应制与遵旨奉和之作；倒是和珅的《嘉乐堂诗集》颇能见出些真本性，翰墨亦淡雅通脱，简直不输于往常的西部状元。
和珅主导的军机处令王杰不爽，反复求去，其简略自抓让东谈主尊敬，远奸逃难的道理也在其中。嘉庆元年十月，太上天子准许他以足疾请假。半年后重回枢垣，不到三个月即被免去军机处和南书斋等一应兼职，且命他坐窝离开热河，复返京师。此事出于弘历夜深召唤不到，有些恼怒怪罪，就中当也有和珅的兴风作浪。再两个月阿桂病逝，和珅位极东谈主臣，大清内阁以他为首辅，军机处以他为首枢，晋爵一等公，且是特赐束宗室黄带子的国公，料理六部中的吏、户、刑三部事务，就连子天子颙琰也要让他三分，王杰更不在话下。他还会在军机处“举办《金瓶梅》讲座”么？没见记录，预计怕是不大可能了。弘历禅让的三年，和珅一仆二主，苗疆变乱未息，白莲教又在湖北揭竿四起，飞速扩张到四川陕西数省，加上黄河频年决口，军政治务繁乱。而和珅家中也七事八事，丧一火接踵，腿疾频发，过得并不削弱，当不会再有此狂妄情逸致了。
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，太上天子弘历寿终正寝，颙琰亲政，对和珅的政治计帐迅即启动。初四，和珅与福长安被边界行径目田；初八，钦命将和珅、福长安辞退逮问，检讨家产。王杰成为内阁首辅，深得嘉庆帝发扬，担任审办和珅一案的首座（即主审官）。参与会审的亲王大臣与三法司官员，或慑于和珅往昔之威焰，或受过其小恩小惠，不少东谈主一时难以转弯，窘态嗫嚅，而王杰则义薄云天，不假辞色，逐项严词追问，使之不得不折腰认罪。十一日，嘉庆帝下诏公布和珅过错十五条，又四日开列其“二十大罪”。所定罪名如在圆明园骑马、坐轿子、私自猬缩军机处记名东谈主员、在上皇患病时步地不够千里重等等，颇觉势合形离，却莫得提到他在军机处大讲《金瓶梅》一款。其间有王杰立身朴直、不以私怨相挫折的原因，亦可知那时《金瓶梅》并非禁书，读也可，讲讲也无妨。同期稍晚的礼亲王昭梿，记叙自张竹坡评点后演义流行，盈篇满籍，“士医生家几上，无不陈《水浒传》《金瓶梅》觉得把玩”（《啸亭续录》卷二），亦可当作一项干证。